“物境”，是指一些自然景物为主（也包括社会的、人事的具体事物）所展示的境界，它的主要审美特征就是“了然境象，故得形似”，其所构成这种境界的物象，是形似之象，结合景物形态抒发相应的情思，尚未进入到情景交融的境界。“物境”，所描绘的对象是实有之物，不是以抒情写意为主，故又被称为“实境”。司空图《诗品》中有《实境》一品。

       “情境”，是以融情于物为主要特征，写景叙事，融景入情，化客观外物为主观情思，使之成为心灵化了的意象，或意象的组合和迭加；或者干脆以诗人情感的展示为“境”，其所描写的景物（包括社会的、人事的具体事物），只具象征意义，象外之意才是诗人要表达的感情境界。《清平乐·与诸诗友会杭州人家》、《临江仙·会岳敢、君立诸友》无疑属于“融情于物”一类。其整体风格，如前所述，婉约含蓄、轻灵淡逸、清旷骚雅而又哀感凄迷。无疑属于婉约一类。

       有学者将词体情感及其美感特征分为：（一）艳情，婉媚之美。（二）个人情感，深切之美。（三）家国之情，雄浑之美。（四）闲适之情，恬淡深静之美。上述两首，表现的乃是婉约词中个人闲适之情。

       词宗婉约。婉约、豪放之争，关系对词体本质的定性，迄今仍在争论之中。

       明张綖在其《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
其实，宋代词人已经注意到了婉约、豪放之别。李清照在《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所谓“词别是一家”，就是主张分别诗词畛域。词，从创作主体看，“他们的不能诉之于诗古文的情绪，他们的不能抛却了的幽怀愁绪，他们的不欲流露而又压抑不住的恋感情丝，总之，即他们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写在诗古文辞之上者无一不泄之于词。所以词在当时，是文人学士所喜爱的一种文体。他们在闲居时唱着，在登临山水时吟着，他们在絮语密话时微讴着，在偎香倚玉时细诵着，他们在欢宴迎宾时歌着，在临歧告别时也唱着。”（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5章，见《郑振铎全集》第9卷，第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从接受群体看，如御卜（即黄瓯）所说：“词体如美人含娇掩媚，秋波微转，正视之一态，旁视之又一态，近窥之一态，远窥之又一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黄瓯论词》，见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40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从词作看，“大较词人之体，多属揣摹不置，思致神遇。然率于人情之所必不免者，以敷言又必有妙才巧思以将之，然后足以尽属词之蕴。故夫词成而读之，使人恍若身遇其事，怵然兴感者，神品也。意思流通，无所乖逆者，妙品也。能品不与焉。宛丽成章，非辞也。是故山林之词清以澈，感遇之词凄以哀，闺阁之词悦以解，登览之词悲以壮，讽喻之词宛以切。之数者，人之情也。属词者皆当有以体之。夫然后足以得人之性情，而起人之咏叹。诗之有风，犹之有词也。语曰：动物谓之风。由是以知：不动物，非风也。不感人，非词也。”（周逊《词品序》，《渚山堂词话·词品》，第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查礼《铜鼓书堂词话》云：“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王蛰堪《半梦庐词话》云：“或问：诗词何似？曰：诗若苍颜老者，孤灯独坐，虽葛巾布服，眉宇间使人想见沧桑，谈吐挥洒，不矝自重，不怒自威。词犹美艳少妇，微步花间，风姿绰约，虽钗钿绮服，使人想见玉骨冰肌，顾盼间隐然怨诉，徒有怜惜，可远慕而不可近接焉。”吴谷人《红豆词序》云：“驻枫烟而听雁，舣葭水而寻渔；短径遥通，高楼近接；琴横春荐，杂花乱飞；酒在秋山，缺月相候，此境与词宜。金迷纸醉之娱，管语丝哇之奏；浦遗余佩，钗挂臣冠；满地蘼芜，夕阳如画；隔堤杨柳，红窗有人，此其情与词宜。”（见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七，《词话丛编》，第4册，第3290页）

       由于诗词有别，词体别有审美倾向，所以历代论者多主词宗婉约。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云：“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王炎《双溪类聚》云：“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为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卑，或者欲为豪壮语以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唯婉转妩媚为善，豪壮语何贵焉。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进，可以言曲矣。”张炎《词源》云：“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燕邱》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欲表而出之，故云耳？”

       所以，词宗婉约，抒写个人闲适之情，应视为再正常不过之事。

       但是，词在发展进程中，突破“艳科”的藩篱，而进至“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广阔天地，家国之情，慷慨之气，充溢其中，使之意象阔大，气势恢宏。这是词体的发展和提升，因之不可任意贬斥豪放。这也是历代论家的不刊之论。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豪放”一品：“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鼇，濯足扶桑。”沈祥龙《论词随笔》云：“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则情致绝少缠绵。塞下之曲，行以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苏辛与秦柳，贵集其长也。”又云：“词之体，各有所宜，如吊古宜悲慨苍凉，纪事宜条畅滉漾，言愁宜呜咽悠扬，述乐宜淋漓和畅，赋闺房宜旖旎妩媚，咏关河宜豪放雄壮。得其宜则声情合矣，若琴瑟专一，便非专家〉”（《词话丛编》，第4册，第4049页）晚明孟称舜在其《古今词统序》中说：“乐府以暾逕扬厉为工，诗余以究丽流畅为美。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格。宋伶人所评《雨霖铃》、《酹江月》之优劣，遂为后世镇（tian)词者定律矣。予窃以为不然。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或言之而低徊焉、宛娈焉；或言之而缠绵焉、悽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莽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宁必姝姝媛媛学儿女子语而后为词哉！故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清顾咸三也曾说：“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高佑[金巳]《湖海楼词序》引，《清名家词》）。沈谦在《填词杂说》中也说：“词不在大小深浅，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如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词话丛编》，第1册，第629页）

       所以，我们可以词宗婉约，但不要贬斥豪放。在词的创作方面，不要自设藩篱：词旨单一，词境狭小，词情过于个人化，或谓私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