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籍中追寻非遗的源流_艺术台

一次笔者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中华典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座谈会，与会学者对中华典籍与非遗保护关系的探讨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典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典籍？仅仅是保护传统印刷术、传统笔墨纸张制作技艺，或是珍贵典籍的善本吗？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典籍中所承载的内容。典籍虽是物质的，但其所承载的内容却是非物质的。这些非物质的内容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这些历史记载和我们今天要保护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关系？

通过多年的田野考察，笔者认为，口头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可能是有文献记载的，我们现在认为其是民间艺术，可能在历史上是宫廷艺术或精英艺术。古人云“礼失求诸野”，许多文献记载的历史文化及风俗，经过历史的变迁，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消失了，却在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农村被保存了下来。

2001年至2004年，笔者在陕西的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做考察时发现，关中一带的农村由于临近古代的长安城，其婚丧嫁娶的许多礼俗仍然遵循周代古俗。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千余年来许多民俗活动中一直演奏着唐代的宫廷音乐，完好地保存着唐代宫廷乐谱。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些民俗活动时，只有利用唐代的宫廷古籍才能说得清楚。又如陕北的剪纸，通过文献的研读，笔者了解到，这一带曾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中心地之一，而且这个地方毗邻内蒙古，汉唐时期曾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元明以后，随着蒙汉一家局面的形成，其重要性开始减退。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其文化的流速相对较慢，当地的民间艺术包括民间习俗，还保持着原始时期和汉唐时期的传统，比如那里剪纸的风格和汉画像砖的风格尤为接近。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而汉代的画像砖是贵族阶层用来装饰墓室的，是一种贵族艺术，两者风格的接近说明，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有一定的相通性，并不是全然没有关系。

不仅汉族文化如此，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如此。笔者曾于2005年至2006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梭嘎乡考察苗族的一个分支——箐苗，这是一个没有文字、有着特殊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古老民族，当地的老人不会使用公历纪日，甚至不懂农历，而是用一种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生肖纪日。那里的集市也是用生肖作为周期轮流转的，每一个集市用两个生肖来表示，6个场一个周期，日子则是12天一个周期，一个月36天，一年10个月。相传在尧舜时期先民使用的历法是太阳历，或称华夏族纪年法，而箐苗所使用的历法与之相似。也就是说，汉族中早已失传的太阳历，在少数民族中却被保存了下来。还有汉族早期的祖先崇拜文化，也在这个族群得以完整的保留。

所以，典籍与非遗保护是有密切关系的。从中我们也可看出，非遗保护工作应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存，包括记录、研究和整理，因为一些非遗的消失是不可抗拒的和不可避免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但如果我们要将其保存下来，首先必须要将其物质化，也就是必须要用物质化的手段和物质化的载体将其保存下来。传统的物质化手段就是用文字来记录，物质化的载体主要是纸张和书本。而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段越来越丰富，除文字手段外，还有音频、视频和图片等多媒体的方式。尤其是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制作出便于储存和查询的数据库，就像是文化的基因库。许多必然会消失、无法活态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数字化以后存在数据库里，我们就可以非常完整地将其保存下来。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作为生物的生命体，死后是不会复活的，但作为文化的生命体，只要有环境和社会的需要就会再次复活，而数据库的存在为其复活创造了条件。

因此，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工作首先要从数据库的建立开始，而数据库所收集的数据必须具有权威性和研究性才会有价值与意义。另外，保存下来的资料如何存储、展示、传播，如何成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图书馆在这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图书馆不仅要有大量的图书资料，还需要有大量的多媒体资料供大家查找和阅读。人们在这里一方面阅读古人的文献，另一方面观看当今还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资料和多媒体资料，把历史与当代、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成一个社会氛围，把广大的民众引向文化的自觉与自省。

方李莉（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