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亦称“吴门四杰”。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其擅长临摹。仇英《清明上河图》这幅集大成式的巨幅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明代中叶苏州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城乡风貌、寺院建筑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相比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仇英这幅作品的熟知度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在中国绘画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历代《清明上河图》摹本中仍属精品，两件作品皆为中国绘画中的“国宝”。
     一、吴门绘画的兴起与“明四家”的形成
     “吴门”是一个地域名称，史籍中亦称“吴中”、“吴郡”，即指苏州地区。苏州地区在夏商时属扬州之域。春秋时吴王阖阊即位后，命伍子胥扩城，升为吴国的都城，即今苏州城的前身，“吴门”名称由此而来。明代的苏州府统领一州七县，凡在此地域内出生和居住的画家，均称为“吴门画家”。
     吴门绘画的崛起，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繁荣的直接产物。明代中期，苏州的工商业极度繁荣，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被公众推为“天下四聚”之一。所谓“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当时苏州可算得上全国最繁华最富裕的大城市。经济的发达和财富的积聚，为文化艺术的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万历前后，苏州以民间画师为主，专门摹制古画，主要绘制乔迁、祝寿一类的主题画，供应各方的求索。在艺术交易的内容中，有字画的买卖、仿制、临摹、修补和装裱，有书籍版画的刻制刊印，有铜、牙、玉、漆、缂丝、文房四宝等各种工艺品的经营，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客商前来光顾。苏州地区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成为文人荟萃、书画流通的重镇。
     市场的大量需求，是吴门画家增多的主要原因，也是吴门绘画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 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艺术市场的繁荣，文人画家公开开列润格，出售自己的诗文字画。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也概莫能外。据史料记载，仇英当时卖画价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唐寅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就连沈周、文征明等人直至陈继儒、董其昌等大文人，为人写序、写祭文、写祝寿词、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也是为了卖钱。在吴门四家中，特别是在唐寅和仇英身上，出现了文人画家职业化和职业画家文人化的特点。艺术家身上有了商人味，对待世事和处理问题也都不乏商人气，不少明代画家本身更加市民化。但也并非完全市民化，例如沈周对穷人十分关心，虽然卖画赚得很多钱，却家无余财。文征明的画“生平三不答应，宗藩、宦官、外国也”，一脉相承地继承着我国历代正直文人的清高和怜悯之心。
     另一方面，明代大量出现收藏家，他们不但藏书，还收藏字画，这也促进了绘画市场的繁荣。经济的繁荣是促进艺术收藏的基础。苏州一带收藏家最为集中，互相间有着师徒、世谊、姻娅、眷属等密切关系，形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收藏家群体。像文征明这样的收藏世家在当时也有不少，成为苏南、浙江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宦官在明代也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贪婪之心比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对江南地区的敲诈勒索，更是无孔不入。很多的名家墨迹被高价买入豪门，也不乏阿谀奉承之徒花重金购买后作为人情礼品。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绘画艺术市场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