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背景及艺术特色

　　仇英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明四家”，亦称“吴门四杰”。仇英擅长画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其擅长临摹。仇英《清明上河图》这幅集大成式的巨幅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明代中叶苏州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城乡风貌、寺院建筑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相比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仇英这幅作品的熟知度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在中国绘画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历代《清明上河图》摹本中仍属精品，两件作品皆为中国绘画中的“国宝”。

　　一、吴门绘画的兴起与“明四家”的形成

　　“吴门”是一个地域名称，史籍中亦称“吴中”、“吴郡”，即指苏州地区。苏州地区在夏商时属扬州之域。春秋时吴王阖阊即位后，命伍子胥扩城，升为吴国的都城，即今苏州城的前身，“吴门”名称由此而来。明代的苏州府统领一州七县，凡在此地域内出生和居住的画家，均称为“吴门画家”。

　　吴门绘画的崛起，是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繁荣的直接产物。明代中期，苏州的工商业极度繁荣，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被公众推为“天下四聚”之一。所谓“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当时苏州可算得上全国最繁华最富裕的大城市。经济的发达和财富的积聚，为文化艺术的振兴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万历前后，苏州以民间画师为主，专门摹制古画，主要绘制乔迁、祝寿一类的主题画，供应各方的求索。在艺术交易的内容中，有字画的买卖、仿制、临摹、修补和装裱，有书籍版画的刻制刊印，有铜、牙、玉、漆、缂丝、文房四宝等各种工艺品的经营，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客商前来光顾。苏州地区在此后数百年中一直成为文人荟萃、书画流通的重镇。

　　市场的大量需求，是吴门画家增多的主要原因，也是吴门绘画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 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带来了艺术市场的繁荣，文人画家公开开列润格，出售自己的诗文字画。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也概莫能外。据史料记载，仇英当时卖画价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唐寅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就连沈周、文征明等人直至陈继儒、董其昌等大文人，为人写序、写祭文、写祝寿词、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也是为了卖钱。在吴门四家中，特别是在唐寅和仇英身上，出现了文人画家职业化和职业画家文人化的特点。艺术家身上有了商人味，对待世事和处理问题也都不乏商人气，不少明代画家本身更加市民化。但也并非完全市民化，例如沈周对穷人十分关心，虽然卖画赚得很多钱，却家无余财。文征明的画“生平三不答应，宗藩、宦官、外国也”，一脉相承地继承着我国历代正直文人的清高和怜悯之心。

　　另一方面，明代大量出现收藏家，他们不但藏书，还收藏字画，这也促进了绘画市场的繁荣。经济的繁荣是促进艺术收藏的基础。苏州一带收藏家最为集中，互相间有着师徒、世谊、姻娅、眷属等密切关系，形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收藏家群体。像文征明这样的收藏世家在当时也有不少，成为苏南、浙江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宦官在明代也是有权有势的人物，贪婪之心比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对江南地区的敲诈勒索，更是无孔不入。很多的名家墨迹被高价买入豪门，也不乏阿谀奉承之徒花重金购买后作为人情礼品。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绘画艺术市场的繁荣。

　　以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绘画艺术市场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巨商，养活了吴门四家和其他大大小小的文人画家，就好像扬州的盐商养活了扬州八怪等一大批画家一样。毫无疑问，经济是艺术市场繁荣的基础，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任何个人或团体绝无能力重金收藏众多的艺术品。这些皆是吴门画坛兴盛的原因，也是“明四家”皆出自吴门的缘故。

　　二、仇英《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背景与形成过程

　　仇英是一名普通的民间画工，但勤奋好学，精研“六法”，人物、山水、走兽、界画等俱能，临古精深。师从周臣后，拥有扎实的艺术功底。他虽不能以诗自恃，却能与诗、书、画兼优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一样，在艺术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足见他绘画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仇英的画精致秀丽，深得一些收藏家和富商的青睐，纷纷与之交往，或请至家中驻馆作画，或订件资助其创作，同时为他提供众多家藏的前代名迹以供观赏临摹，这使仇英得以广泛学习宋元诸家，画艺更加精湛。当时，仇英应昆山富豪周凤来之邀，客居其家作画。周凤来不仅家境富裕，还是一位知名的收藏家。仇英在周家能读到大量文献古籍，临摹许多古画，涉猎了许多方面的知识和文学艺术，这使仇英的文化内涵大为提升。由于临摹古画，能学到各种流派、各位大家高手的艺术风格，仇英可谓“如鱼得水”，汲取各种养料，画艺得到长足进步。当时，周凤来请仇英作了《子虚上林图》卷，以庆贺其母八十寿诞，并以相当丰厚的润金酬谢仇英。这是一幅应命之作，也是一幅非画好不可之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仇英或将《清明上河图》卷暂且搁一搁，或与《子虚上林图》相互穿插进行绘制。在《子虚上林图》上，仇英描绘了各种人物、鸟兽、山林、楼阁、军队、旗帜，极其工细精确。文征明先生还特地为此图用小楷写了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赋、书、画三者并美，堪称三绝。

　　《子虚上林赋》的成功令仇英对于巨型画卷的把握得到了质的提升，所以当他继续进行《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无疑显得踌躇满志。就仇英个人的喜好来说，人物画符合他的口味，也是他的专长。因为他从学于周臣和文征明，一开始就接触了许多人物画，学会了掌握人物画的准确尺度，以及人物的衣饰、表情和细微神志传达。在《清明上河图》中，界画的使用非常频繁，画中许多建筑物都用界画很好地描绘出来。历代精于此道的画家很少，诚如古人所云：“凡写一楼一阁非难，若至十步一楼，五步一阁，便有许多穿插，许多布置，许多异式，许多拱楹栏杆，周围环绕，花木掩映，路径参差，有一犯重处，便不可入目。”可见要画好山水画中的建筑物并非易事，但仇英在这方面却独有专长，在明代画家中堪称“第一”。特别是他在山水画中用严谨整飭的画风将界画很自然地跟山水画融合在一起，给人以精美绝伦的艺术享受。有了这一基础，他再来描绘《清明上河图》中的景观时，便显得自信满腹，饶有余力。
仇英创作《清明上河图》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二年，即一五四三年，画了四年方告成功，他在画上自题“画四年始竟”，足见仇英为绘好此画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和超群的才华，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仇英能画出如此标准的青绿山水画，有两个条件是不能忽视的。

　　一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苏州的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据记载，当时苏州城手工业者已有五万余人，产品可分为帛、布、剪彩、器用、酿造、品馔和工作共七大类，六百多个品种。笔墨纸砚合成的“文房四宝”的生产，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新的提高。由于外国商品的刺激，我国的颜料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柳芳绿、红白闪色、鸡冠紫、迎霜金、栀红、胭脂红等贵重色种，这就为我国绘画特别是需要颜色作为支撑的类似青绿山水的重彩画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二是私家园林在江南的大量出现，代表了文人山水画普及的趋势。造园家们把中国山水画“咫尺千里”的表现手法，创造性地应用在园林设计上，产生了动人的艺术效果。这些集建筑、园艺、绘画、书法为一体的园林都体现出吴门文人画家们的审美和艺术创意，美丽的景观也强化了他们高雅闲逸的情操。经济繁荣，人杰地灵，这些都为仇英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