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生平与艺术风格概述

艺术家 央视网 2015年03月25日 19:3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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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实践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格言，张大千从27岁又正式开始了他“行万里路”的艺术历程，遨游天下名山大川。先后上黄山、登峨嵋、凌泰岱、越剑阁、下巫峡……足迹遍天下，借山川之灵滋养其艺术。他认为：“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来，不能只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然有所依据……游历不但是绘画资料的源泉，并且可以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养成广阔的心胸，所以行万里路是必须的。”（见于《画说》）可见，“养心胸”、“汇资料”是张大千非常自觉的意识，因此他的游历始终是与严格意义的“写生”结合在一起的。从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四八年的二十余年中，张大千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搜集了大量来自生活中真情实景的第一手素材，同时，也正是这一时期的饱看饫游，为他晚年的“大千狂涂”的创格，从“造境”、“结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在他所创的泼墨泼彩这一惊世之举中，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从其早期黄山纪游、华山纪游到中期的峨嵋、青城纪游，乃至晚年的忆游作品，我们可以窥见其山水写生风格的转变是与其师法古人、超越古人的阶段性相契合的，也正是由于天地造化对其画笔的蒙养，才造就了他“大千格体”的应运而生，才有了今天丰富多彩的张大千。

　　正是按照传统文人的学习道路—读书、临古、漫游，加以个人才情，时势造就，张大千得以翘然独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发展中的卓越大师。诚如按照自下而上的临习方向，通过写生的参悟，张大千在这条道路上“越追越远，越追越精”，他终于理顺了笔墨程式一步步脱胎于山川造化的衍化史，终于到达了唐宋大师们追寻境界美的源头。在这里，他徜徉于金碧辉煌、沉雄博大、与自然契合无间的艺术风格中；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艺术理想。作为一个深受文人画熏沐的职业画家，张大千最终却喊出了自己的画“不是文人画”而是“画家之画”的肺腑之音。

　　张大千坚毅而执着于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和发扬，不论时代大潮之升沉起伏抑或个人生活的波动与变迁，其人生态度与艺术的观念却是终生不渝，恰如胸前的长须美髯，身上的布履长衫，从去国千万里到魂归葬梅丘，始终是依然故我一大千。对张大千的作品分期，评论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即40岁以前为早期，多为临古作品，兼以写生；40岁至60岁为中期，多写生与忆游作品；60岁以后为后期，以泼墨泼彩为主，当然这样分类是相对而言。这三个时期的作品面貌虽然有差异，但其意境寄托，其笔墨特性，其气度风韵，却始终贯彻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张大千禀性风流倜傥、豪迈不羁，如神仙中人；其艺术个性也是如此，如神仙境界。不管是早期的临古之作抑或后期泼墨泼彩，无不贯之，同时，大千又具有十分丰富而细腻的艺术感情，其大气魄和细心眼往往同时并重。从早年的仿石涛到晚年的泼墨泼彩，从工笔的人物故事画到逸笔草草的文人墨戏，无不如此。如气势磅礴，长达二十多米的《长江万里图》，画面千岩万壑，百川汇流，万千气象而一气呵成，构图、笔墨、色彩都是浑然一体，而细节上小至舟楫上的人物、山峦上的苔点，都是一丝不苟、无懈可击。即使晚年82岁作《春云晓霭图》，画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以泼墨泼彩的自然流动积聚而成，可某些部分依然细心层层点染之，精心安排了坡台与亭子，这些细微之处最能见出张大千的艺术匠心和创作态度。反过来，大千的工笔画杰作《文会图》，人物的衣饰、鬓发、各式家具器皿以至芭蕉叶脉，刻画之精工可谓细入毫芒，但从全图整体看，却是如此的气脉连贯，没有一根线条、一点色彩不是与整体呼应，恰如一气呵成。如果把他早年（42岁）画的工笔重彩、金碧辉煌的《朱荷通景屏》和晚年新画的巨幅《泼墨荷花通景屏》对照，更可看出张大千风格中的这一特点。前者虽然穷工极妍，却依然是如一挥而就的气势浑成，后者纵横挥洒、气势如虹，但即使是荷柄上的小刺、笔墨的点落，上下相错，左右揖让，一点都不马虎，看似随意加上去的几根水草，却是笔笔有讲究。大千风格中的这一特点，固然因为他是一位既有绝顶天才而又由渐修而得道的大师，更和他个性豪放而又感情丰富细腻有关，整体上呈现出豪迈气度与雍容仪态，细微处又显精致雅丽。

　　张大千对其所欲表现的对象—造化，是非常讲究“物理”、“物情”、“物态”的，他说：“作画要明白物理，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这才算到了微妙的境界。比如画山，要了解南北气候的不同，土质的各异，于是所生的树木，也就迥然不同。”并且进一步强调道：“写生则详审造化形态之真谛，如山水之路源，花卉之茁长，人物之动态，举凡物理人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而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下笔始无诘讹耳。”张大千的写生和创作，正是严格地恪守着这些绘画原则。其大量的写生作品亦能与实景一一对应，如华山的石质、峨嵋的林木等，在他的作品中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尤其是黄山成了他一生画不完的母题，而他也深得黄山之精髓。在临古的基础上参以极其严格的写生，大千晚年的创作自然得以超越，不为古人所缚，不为客观物象所缚，同时也使其作品呈现出物境与造境之美。

　　当然，把握形象，即张大千所谓的造境之美，并不意味着削弱笔墨的表现力，相反，大千早年师事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致力于《石门颂》、《石门铭》以及《郑文公碑》，加以不辍的临古，笔墨功夫深厚，得其神髓所至。其笔势纵横，大笔挥洒，却无莽野狂悍、盛气凌人之态，尤其是他精细之处，线条有时拉得很长，而处处神完气足，绝对没有松懈飘忽。即使在他的率意之作与工细之作之间，笔墨形态可以相去很远，学王蒙一路与学石涛一路之间，笔墨面貌也可以迥乎而异，但基本的内在习性是完全一致的。

　　张大千在艺术史上石破天惊的创新之举—泼墨泼彩与其受欧风美雨的吹袭有关，但同时更是其从古人、从造化中彻底超越而得来的成果。诚如其永别人世前抱病画《庐山高》时题诗所云：“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翻盆自笑顽；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在他的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他的泼墨泼彩不同于刘海粟的狂热猛烈，而是文静和雍容的，一点没有粗暴的火气，蕴藉而深沉。其在组织泼与勾、粗与细、抽象与具象、文静清俊与气势恢弘等的多样统一方面，显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尤其在色彩方面，可以说确实达到了传统中国画设色之极致：早年的青绿、浅绛，设色明洁秀丽；敦煌之行，使他更得到了同代画家中任何一人都得不到的滋养，其工笔重彩堂皇富丽却又很高贵典雅，有明洁素净之韵味；晚年的泼墨泼彩更是墨彩交辉，层次的丰富细腻与整体的浑厚沉郁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把水墨与青绿重彩熔铸成一体了。不管是哪一类型的设色，他都能做到“淡逸而不入于轻浮，沉厚而不流为郁滞，传染愈新，光辉愈古”。（恽寿平语）

　　在上世纪初全盘性批判、否定传统的强大文化思潮中，张大千以其卓绝之才情、超人之苦功对中国画传统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超越，使之成为回归传统，重建民族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从传统本身出发走向时代性的写实，再从时代性的写实走向自我的超越和艺术的纯粹，张大千以其巨大的才气促成了这些中国画坛的世纪性矛盾的辩证统一，同时也找到了自己艺术在现代的立足点，为当代中国画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发展作出了有力的铺垫。其习古之全、鉴古之深、收藏之富、游历之多、题材之广、技艺之精、风格之变、气象之大实为现代画坛独一人，其在艺术和生活中无穷尽的佳话趣闻和在画坛上蜚声世界的巨大声誉,又使其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