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思想和艺术

艺术家 央视网 2014年08月09日 19:34 A-A+
扫一扫 手机阅读

我要分享

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微信

原标题：

     徐悲鸿在九一八以后，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感忿慨，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创作题跋上常有“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危亡益亟，愤气塞胸”之类的词句。徐悲鸿对各方面的感受多了，思想也较为深沉，他的中国画的技巧日渐趋向成熟，他喜欢用粗笔写意或兼工带写的方法抒写胸中忿懑，在创作上又结合写实和写意两方面的功夫，于是开始选择画马来作为发挥他思想情感的主要手段。他分析了马这种动物的气质，马的日常活动，马的间架骨法，和在技巧上需要创造独特的表现手法来塑造他心目中的马的形象。他曾经在画了一千多张的马以后，后米写信给一个想要跟他学习画马的小学生，告诉他画马的基本方法，概括地总结他画马的心得说“画马必以马为师”，“不必学我，真马较我所画之马，更可师法也。”

     徐悲鸿的画马并不是偶然开始的，还在外国留学时期，他已经画了许多马的速写，积累了马的造型经验。后来在他正式画马时，所选择的形象是一种野生的大宛马，他表现的马的风度是“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的英爽俊拔的风度，他所刻划的马的性格又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豪迈忠诚的性格。中国历代画家中，画马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大都以画宫廷府第内厩中豢养的肥硕温驯的马著名，他们画的大部分是身背鞍镫，头带笼头的马，不是有人牵，就是有人骑，或者有人牧放，而不同于徐悲鸿笔下的奔放不羁的野马。

    徐悲鸿笔下的有些马是人格化了的，根据他的那些题画诗，在他创造的马的艺术形象上寄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很多是所谓借物兴怀，有所抒发，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徐悲鸿却要画“万里可横行”的马，这当然是有深意的。

    在徐悲鸿的马身上，烫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它们驰骋的脚步上，也是追随着历史的轮毂的。当然，这也反映出画家本人思想的变化过程，他前期的马有如落拓的英雄，后期的马则如奋发的勇士，在这些马的身上描绘出嶙峋的傲骨，在精神状态上又表现出一种“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概，画家赋予它们以意气风发的时代感情。

    徐悲鸿是喜欢采取动物入画的，他说：“吾居柏林及巴黎时，赴动物园，园豢狮与熊，独多描之，既屡，觉狮与熊等亦有个性。”他也喜欢画植物，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常是苍郁遒劲的古松巨柏，那昂然高耸的巨干在他粗犷淋漓的笔下，傀然如中流砥柱一样。他又画竹，喜欢用独创的排笔，画那些“大者如椽”的巨干。有人批评过他这种画法板滞无变化，但较大的竹干本身就很难比别的树那样蟠曲多姿，如果不这样“放笔为直干”，也就很难表现出那种顶天立地的气派的。鲁迅也曾说过“放笔直干”的图画，是一种“力”的艺术，它出白“精力弥满”的作者和观者。

    徐悲鸿的艺术在当时，当然还不能说完美无缺地反映了那些“精力弥满”的观者的意愿，这是由于一方面在旧社会，艺术脱离人民生活，另方面当时的徐悲鸿不管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于广大群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他所提倡的写实主义也是有局限性的。这在他解放初期写的一篇文章中，自己曾经感觉到，他说：“吾虽提倡写实主义廿余年，但未能接近大众。”但是可贵的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画家，一定能敏于认识和接受客观的真理，因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艺术都能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当一九四二年他在重庆“全国木刻展”中看到古元的作品以后，立刻便对古元和其他一些解放区木刻家发出由衷的赞扬。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他敢对解放区革命的艺术和艺术家加以赞扬，是很难得的，今天我们怀念这位艺术家时就不能不更使我们感到他这种行动的可贵。以后在他另外的文章中，还一再提到古元，“想念”着“彼谨严而沉着之写实作风”，以至刚解放时看了解放区的美术展览会以后，马上兴奋地写道：“新中国之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徐悲鸿对新鲜事物不抱成见，极力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并且严于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主流，这正是他心地纯洁的地方。作为一个忠实于客观的发展，有理想有爱憎的艺术家，长期处身于黑暗的旧社会，他的艺术虽然在一定时期还不能广泛深入地和人民大众发生联系，但他从作品上发出的正义的呼声是符合于群众的需要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思想情感也是为当时群众所能够接受的，因此在他的有些作品中，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一幅清新悦目的抒情小品——《逆风》的出现，是有代表性的。

    《逆风》是一幅抒情诗一般的中国画，画面上儿只小小的麻雀，正在一阵疾风中飞翔。风势是紧急的，巨大的苇叶都被吹向了一边，但是小小的麻雀却振翅迎风飞去，它们的体力是微弱的，但是它们却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和巨大的力量！读这幅画的时候使人兴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优美的诗情和庄严的思想性组成一段时代的旋律，在画面上经久不散地回旋着，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徐悲鸿在桂林的时期画了一些有特色的山水画，面对着眼前的山光水色，引起他创造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意图。他这一时期勤于写生，在丰富的自然美的感受中，想到从传统山水画的技法上，吸收西洋风景画的表现技巧，米描写别致的桂林山水。他想融会西画中构图、透视和水彩画法中的某些方法来表现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这在他自己也许还是当作—种尝试，《漓江春雨》等名画，就是这一时期的收获。从徐悲鸿的这些具有新颖风格的山水画上面，似乎除了艺术技巧所形成的感染力以外，还流露着自然本身的魅力，这恐怕并不是光靠笔情墨趣所能达到的境界，也许正是他自己所说的，师法自然要“窥见造物的真际”吧。他后来在动物、花卉等方面也都尝试了新的题材，都能就地取材，匠心独运；如南国的水牛、鸬鹚，绚烂夺目的亚热带木本花卉，都表现得富有特色，在技法的运用上也是丰富多采的。

    当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的时候，徐悲鸿正在南洋。长期抗战的艰苦性使他想象到国内同胞生活的艰难，于是从古代寓言中选择了《愚公移山》这个鼓励奋发图强、克服困难，表现民族自信心的传统故事，创作了另一幅重要的中国画作品。这幅画的内容在国内是很多人熟悉的，主题也明显易解，他根据题材的情节特点，在构图上突破了传统人物画的格局，采用人物集中并列的近景，在造型上夸张了“力”的表现，有意强调了画面的直觉感染使这幅画收到宣传画的效果。

    当徐悲鸿远渡重洋，又回到祖国的时候，他的思想面貌已经和以前不同了，他的爱国民主的思想大大地跨进了一步，他参加了重庆的民主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和革命的力量。由于长期观察现实，描写现实的经验，他逐渐从客观体会到，在创作上不可避免地必须和群众生活发生联系。虽然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艺术家和群众结合，不管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比起前一时期来，徐悲鸿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现实，接触下层，他有时去街头写生，有时带领学生到农村去搜集素材。在他的一些直接描写劳动人民形象的绘画如《洗衣》、《荷篑巴妇》、《巴人汲水》等作品上面，这种情形是容易看到的。假如说，徐悲鸿前期的一些作品多半取材于历史寓言，那么后期的作品则多半取材于现实生活；假如说，徐悲鸿前期的某些作品如《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有些人物形象还不够真实、具体，在造型上显得重复，生命力还不够饱满，那么在后一时期的作品中许多人物就是作者直接从生活中摄取和选择的形象了，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变化吗?同时，从许多人物形象上，可以看到作者的造型技巧也有所提高，逐渐不借助于模特儿和素描积稿，以在摆脱学院派影响方面所作的努力。由于对人物直接观察、描写的结果，在以上列举的作品中，所刻划的人物尽管也还不能说是已经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但是在形象性和真实感方面，可以说都已经超过了以前的水平。

    北平解放，振奋着徐悲鸿自己过去的诗句“伫立待奔雷”的感情，仙满怀热情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文艺队伍的行列，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接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作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正直的进步的艺术家，徐悲鸿勇于接受真理，客观地分析目已曾经走过的道路，终于在艺术上找到了正确方向。他曾写道：“获得进步之良诀，及深刻检讨自身之缺点弱点，而勇猛改正之充实之。”因而积极地把自己创作、教学经验贡献给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解放后他的政治热情饱满；在党的具体关怀和帮助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作了更大规模的创作的准备，特别是为了更好地开始新的创作活动，他以忘我的精神到工地体验生活，为工农模范人物画像，并将自己的作品呈献给在朝鲜战场上保卫祖国的英雄们。

    徐悲鸿所关心和从事的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在党的领导和扶植下有了空前的发展。他自己的画也已经为更多的人看到，他自己的名字也已经为更多的人所熟悉。他生前留下来的许多作品和他长期积累的美术教育的经验，已经成为祖国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来源：江苏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