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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我与国画

艺术评论 央视网 2015年03月26日 11:26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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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从流浪汉到螺丝钉

        我曾经天真地想过,抗战胜利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国民党反动派每下愈况,越来越不像话。接收人员不管人民大众的死活,只顾大发“劫收”财。胜利后,我 到过许多被光复的大城市,都是满目疮痍的一派破败景象。我看见日军留下的骨瘦如柴的战马,接收后因没有油水,无人看管而满街乱窜,我因此画过一张揭露性的 漫画。这些昔日饱受日寇蹂躏的城市,接收到国民党手里同样一塌糊涂,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乞丐满街,饿殍遍野;美国在我们的街道上办起了的所谓“平 价膳堂”,我们的同胞排着长龙到膳堂买粥吃,不少人就晕倒在长龙队伍里,我也曾画过这样题材的画。我是一个画家,对于现实的悲惨和幻想的破灭,不能漫不经 心,漠不关心。我的市立艺专当教授得来的工资,是“金元券”,天天贬值,一天贬值几次,最后贬值到买不到任何东西。于是我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 战”运动,“向炮口要饭吃”。我参加过抬尸游行,曾到中山大学慰问过受迫害的学生和教授。这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发展得很快,我们开始天天关心 着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当大军渡过长江天险,我们暗地兴高采烈,切盼着广州早日得到解放。有一天,使我吃惊的是,我忽然接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信上画着一 支手枪和几颗子弹。我看势头不对,就悄悄地出走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仍然没有放下画笔,这时画的既不是塞北风光,也不是南洋情调,我尝试着在报纸上发表一 些香港平民的生活速写或不满现实的漫画,和在《大公报》上连续登载我绘制的谷柳《虾球传》的连环图。在香港,我开始接触革命文艺理论著作,得到启蒙,同时 开始萌生投身于革命文艺队伍的自觉。我试画的那些普及作品,多少反映了自己当时艺术思想正在起着新变化。

 

        广州濒临解放之际,北京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南方美术界的代表有李铁夫和我两人,但当时由于交通阻断,我们未能出席参加。不几天广州也解放了, 在香港的许多进步美术工作者为迎接广州解放,就在九龙文协楼上集体绘制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甫成,港九线也恢复通车,我参加第一批回穗的文艺界队伍, 回到广州。我们把巨幅毛主席画像高悬爱群大厦正面,从顶层直垂楼下,十分壮观夺目。此际人人心情澎湃,笑逐颜开,都为第一次做了国家的主人翁而自豪。

        是的,中国人民解放了,我也得到了解放。我再不是一个卖画的流浪汉,再不是一个生活毫无保障,政治毫无地位的穷画人。从此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有人民的政 府,更重要的是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的文艺事业,我个人的绘画生涯,从此也换了新天。

        细续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白革命文艺工作者是革命机器的螺丝钉的道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文艺思想,使我觉得很光辉,很新鲜。有 了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文艺方针作为行动的指南,创作的方向,今后的艺术实践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使我顿时如鱼得水,如鸟归林,深深感到自己能成为一个革命的 文艺工作者有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其意义有多么重大!虽然这些都仅仅是理论上的认识,但由于我在旧的时代经过长期的折腾和磨难,而今通过今昔对照,新旧相 比,就不能不使我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听党和主席的话,沿着新路走向新的生活!

        解放前,我曾经把艺术看作自己的生命,除非病倒,从来不愿放下自己的画笔,所谓“执着半生人笑我,商量终日水亲山”,这是过去的自我写照。但解放后,为了 真正从螺丝钉做起,也为了诚心诚意执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党和人民政府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也毫不迟疑地坚决投入了这场空 前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同志勉励革命的文艺家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此,我放下了画笔达三年之久,甚至暂时和艺术绝了缘,希望能全心全意 地投入土改斗争,以期认真改造自己的旧世界观,包括旧艺术观。我认识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而不这样做,将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将难解决文艺为人民服务这 个带根本性的方向问题。

        土改结束,我随中南美专迁校到了武昌,参加了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还兼任了附设中学的校长。这时,我才考虑到自己的业务荒疏问题,生怕久而久之改了行,于 是向组织提出自己想同时担任中国画课(那时“中国画”叫“彩墨画”)的教职。因为我这样估计,只有参加教学实践,才能经常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才 能改造思想,深入生活,课余搞些习作。真的,像我这样在旧社会泡大的知识分子,单是从来不参加体力劳动这一点,已经弄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在土改运动中 我就深有体会,到生活斗争中去有极大的收获,和工农劳苦大众接触越多,共同语言也越多,才会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才有可能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 感情。在旧社会,我虽然也走过许多地方,接触了自然和社会,交往过各色人等,但基本上是为了画画和养画。现在,方向、目的和范围都大不相同了,我生活在祖 国——母亲的怀抱里,我生活在群众——良师益友中间,又在党组织的关怀照顾下,我觉得很温暖,很充实,很幸福;康庄大道一马平川,美好前景一片光明。因 此,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共产党指向哪里,我就朝那方向。我就这样走了十七年党所指引的路。

 

        这十七年,我曾在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当过总务主任。在三年土改运动中一直充任人民法庭副庭长。在美专,我参加了领导和教学工作。社会活动一向比较 多,1955年我随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出访过波兰;1959年为《中国近百年绘画展》在国外举行,到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跑了半 年;由于我争取参加教学实践,和同学们一道下乡下厂实习总少不了我,曾先后到湖南醴陵,登南岳,入武钢,去河南信阳南湾水库工地劳动和写生;1957年随 武汉高教系统参观团赴鄂北访问李大贵发动的山区水利建设;1958年到广东新会参加公社化运动;1960年访问井冈山及江西苏区,同年与广州美院同学们参 加湛江的堵海劳动;1961年和傅抱石一起访问东北三省;1962年到潮汕去,到南澳岛去;1964年去山西大寨,渡雁门关,登北岳恒山;1965年参加 农村“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来临。这十七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要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加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我个 人身上,同样也反映成为改造旧思想,投身新建设的历史过程。其间尽管受过极左的路线和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但生活长河这重要的一段的主流却汹涌澎湃地冲刷和 推动着我,使我这颗水珠跟随着大江东去,投进了大海的洪涛中。

        “十年浩劫”一来,所谓“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我入了真牛栏三年,进过假干校三载,这六年时光不但寸画未 画,连性命也几乎呜呼哀哉。我从事艺术活动以来,只有这段时间真的被白白糟蹋掉。这真叫人痛心,并且痛定思痛——党和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画笔的命运,竟如 此休戚与共,攸关存亡。

 

        从生活到创作

        人类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我满腔热情地,如饥似渴地投入生活,奔向源泉,这是接受和 坚信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结果。它使我切身体会到,我过去的认识“动是画因,不动就没有画”是那么肤浅,那么不切腠理;动,应该像毛主席指出那样:“中国的 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 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段,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如果我们不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不佩戴极左的眼镜来看待这段话,那它对于绘画艺术来说,确是真知灼见,至理名言。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也 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它们相结合的创作论。在旧社会,我是在流浪中作画;只有在新中国,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我才真正懂得从生活到 创作的真理并付之实践,坚持到底。

        “文化大革命”前,我主要是搞学校行政领导和兼中国画的教学工作,创作在当时仅是“业余”。我在1957年参观了鄂北山区水利建设回来之后,就按捺不住要 反映这个有意义的新题材。因为素材太丰富,不易概括,只好采用长卷这一传统形式表现。我要画的是《山村跃进图》,长达十米以上,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才画成。 当时美术院校的极左思潮的表现之一,是批判教学人员兼搞点创作为“不务正业”。因此,我画《山村跃进图》,也不敢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画,只能利用星期 六,或每天晚上和午休时间来搞。这张画是在别人的闲言冷语中用自己的“三余”时间画成的。1960年我和广州美院的国画系同学到湛江堵海工程地劳动,回校 后,师生合作了巨幅《向海洋宣战》(四张九尺宣纸的大联展)。在60年代前期,虽然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搞“业余”创作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但我还 是画了一些画。其中有些是完成国家分配的创作任务,如1959年在我出差欧洲的时候把我抽调回来与傅抱石为人民大会堂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等,就画得比 较心安理得,心情舒畅。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1年7月,我被安排到广东省文艺创作室。这样安排,本来应该可以实现我的平生夙愿,有“创作”的正业 可务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安排却有点像闻一多说的“带着镣铐跳舞”,甚而有如安徒生写的穿着皇帝的新衣出游。如1974、1976年叫我参加两次出 访,先后访问越南和日本,事先都规定不准画画,不能带画具。平时,“四人帮”也给创作设置种种禁区和重重关卡,什么山水画不能画,花鸟画不得画,画树要画 “社会主义的树”,画山不能画“江山如此多黑”,总之,用墨画的就是“黑画”,“黑画”帽子满天飞,动不劝就扣就批,搞得人人自危,心心相悸。“四人帮” 强调“主题先行”,实际是要创作为他们的反革命路线鸣锣开道;他们强调创作“三突出”,其实是要创作“帮四人”。在他们的虐政淫威之下,我只能画毛主席吟 咏过的梅花,而且是红梅不是墨梅,枝条一律向上而不能“倒霉”朝下;他们不准画山水花鸟的“黑画”,我只得回避而画《绿色长城》的“绿画”。这类外表“回 避”之作,骨子里我还是在坚持走毛主席的从生活到创作的道路,为创作《绿色长城》,我先后到过不少地方。1971、1972年我到了湛江地区的茂名和罗 定,也曾到过家乡的闸坡和电白的博贺两个渔港。1973、1974年,又先后三次到过湛江地区的南海公社和南三岛,前后作了较深入的调查访问,经过与当地 的群众和民兵同志“三同”,进行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这幅《绿色长城》与《俏不争春》梅花一道,始终受到广大群众的肯定,这就在大增强了我的创作信心,使 我坚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从生活到创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975年为创作《天山牧歌》,我又到了新疆,一直到了它西北角的伊犁,登上了终 年积雪的天山之巅;此画现藏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同年还为联合国的中国馆创作了《报春图》。1976年我接到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革命史画的创作任务之后,又 到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遵义、娄山关、延安以及毛主席故乡韶山走了几个月,后来创作了《革命摇篮井冈山》和《井冈山颂》,后者藏广东省博物馆。为赞颂粉碎 “四人帮”的历史性伟大胜利,我画了《松梅颂》,当年被全国多家出版社选印作年画。同年,我还创作了《雨后山更青》,以抒发我对“四人帮”垮台的欢庆、舒 坦的情怀。“四人帮”被扫落历史的垃圾堆以后,我的创作热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涨,回想起那些连牛栏、“干校”都差点无命住,或连画倒梅都“倒霉”的日 子,我曾成诗一律,以慨老怀:“写竹不妨胸有竹,画梅何忌倒霉灾?为牢划地茧丝缚,展纸铺云天马来。丽日曈曈千户暖,和风习习百花开。严冬已尽春光好,意 造乾坤放老怀。”1977年,为创作《春到南粤》,我漫游了粤北,重温了昔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里之行首途粤北的值得怀念的时光。此画是为北京人民大会 堂广东厅画的。这一年,我还第三次上井冈山,并初访了庐山,创作了《红土壮新苗》。1978年复游青海、甘肃,重经河西走廊又访敦煌,并西出阳关,再溯流 而上,顺流而下畅游长江三峡凡两来回,归作长达十八米的《江峡图卷》与《龙羊峡》一画,后者已藏中国美术馆。1980、1981年的两个暑天,广东画院先 后到鼎湖山和南湖创作,我也前后画了《险径探泉源》、《石上泉声带雨秋》(二联屏)等画。为庆祝我党建党六十周年,1981和1982年,我连续完成了 《长河颂》、《风雨千秋泰岳松》两巨幅创作。借两巨幅,亦志我“艺海征帆风鼓饱,喜凭马列指航程”的铭感之情。后一幅画,悬于广东省人民政府接待厅。 1982年,我还为新加坡的中国银行大厅画成了《江南塞北天边雁》巨幅(高四米,长四米二)寄意慈亲眷念,赤子乌思。

        1979、1980至1982年,我先后在广州、北京、湖南、四川并到日本东京、大阪举行了《关山月画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举行个人画展。与此 同时,广东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关山月画集》。这个展览和这本画集,集中而具体地反映了我从30年代到80年代所走过的思想和艺术的途程。就因为考虑到 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的变化,所以休论作品的巧稚媸妍都端了出来,意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寄我“风尘未了缘何事,绝顶高峰向晚攀” 的壮心。我今年已逾七十,希望此后更能坚定正确的方向,坚持正确的道路,从我自己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客观的高严要求出发,使自己创作出来的精神产品,能适 应祖国的“四化”大业的需要,从而为振兴中华,为丰富民族的和世界的绘画艺术宝库作出贡献。我从来认为,这是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画家,尤其是国画家的神圣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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