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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家射雕手 翰墨有书香——浅论高文先生之为学为艺

艺术家 央视网 2014年10月21日 15:5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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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1908—2000),字石斋, 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受教于一代宗师黄侃先生,又随词曲大师吴梅学习词曲创作,随胡翔冬教授学习诗歌创作。1934年,高文先生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入室弟子,胡小石先生是李瑞清先生衣钵传人,曾随陈三立学诗,随沈曾植学习帖学和金石文字学,其“学识渊博,于古文字学、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都有很深的造诣,尤以古文字学、书法、楚辞、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见长”。 高文先生很早就随胡小石先生学习文史与书法,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入室弟子后,经过数年苦修,尽得其真传,以文字学、史学、诗学和书法见长,尤精于考据之学。国学特别研究班毕业后,高文先生留校任教,1942年升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后因战乱辗转至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边疆学院任教。1951年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直至2000年11月去世。

       高文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在学界艺忝令誉,其书法与诗文均多享盛望。这一切都与他的师承受教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1935年,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开设国学特别研究生班。该班与1925年北京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同等性质,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学制的早期实践。更重要的是,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生班创设了书法艺术教育课程,研究生班所有开设课程均特别报送教育部获准后,公开招考。47岁的胡小石,作为李瑞清的入室高足,而获得书法艺术课程主讲席位。该班任课教师还有吴梅(讲词曲)、黄侃(讲经学及音韵学)、欧阳渐(讲佛学),高文先生是该班首届高材生。由于高文先生全面继承胡小石先生的书学观,并以擅长终始于师规而殊获隆誉。在校读书期间即被同门认为必将是胡先生衣钵传人。高先生毕业后即被留校任教,不久又升任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可见其所负厚爱与厚望。而高先生一生却穷究学问,从未因书法而得到过来自社会的任何冠冕,然观其书法,有识之士无不生景慕之情。可谓法含古初,格调高韬,气韵清迈闲雅;循迹秦汉,骨正力全,风颂律吕音声。如此高标特出的书法,当然不是文化快餐时代所能成就,一方面凭籍高先生自身的才华学养,另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老师胡小石先生高屋建瓴的书法教育观。

      胡小石的书学观,是把书法建立在广博的国学修养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技艺的传授。他的书学课主要从两个主干线入手,一是《中国书学史绪论》,另一个是《程瑶田金石学》。这是一个将书法艺术托之于文字学和书史两种专门之学的基础之上的教学框架。而胡小石先生个人治学还不仅仅在这两个领域,如前所述,他渊博的学识,涉及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于古文字学和书学、楚辞、中国文学史致力尤多。就古文字而言,通涉甲骨、吉金、《说文》,并融会精义,著述颇丰,约计有甲骨文例、金文释例、说文古文考、说文部首疏证、夏庐金石文题跋、齐楚古金表、古文变迁论、声统表、读契札记等,当时学者莫不推重。其所治书学,早年从李瑞清学,后又发扬变化,形成了兼具契文、篆书、简牍、碑、帖众体之妙的个人风貌。曾昭燏评价胡小石说:“尝讲授中国书学史,于文字之初起,古文、大篆、籀书之分,篆隶八分之别,下至汉魏碑刻以及二王以降迄于近代之书家,其干源枝派,风格造诣,咸为剖析,探其幽奥,历来论书法,未有如此详备而湛深者也”。

       至此我们应该理解,高先生所受书法教育之浸染绳规如此,必将决定他日后书法意境的弘深高远。

       高先生书法以隶书和行书为主。他遵从胡小石先生论书要义,注重碑学,功在汉隶。尽人皆知,隶书难在厚重,汉以后隶书因渐失古厚之气而了无可观,不得已,以求体态形式的变化来迂回高难,自欺欺人。高先生隶书以成熟汉隶为本,其二十世纪80年代所书隶书作品,仍以成熟汉隶家法为本,或具《乙瑛》类庙堂之气,或兼《曹全》类蹁跹之姿。刚健遒放,幽深厚重,入木三分。而高先生的行书风格有两个明显阶段:60岁前酷似乃师;60岁后卓然自立。他早年的行书与游寿等其他同门一样,全师胡小石先生,于高先生而言更可以说得尽师法,甚至到了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地步。七十年代末从师法中蜕变而出,升华至游刃有余,造化为师的自然境界。其取势纵长,构字紧结,笔力遒劲,运动从容,气息儒雅,满卷书香,精神超迈,高踪绝尘。孙过庭说:“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是说一个书法家经过了岁月的历练,加上学识修养的深厚积淀,书写的技法也炉火纯青,对社会、人生已有了深刻感悟,书法才可以达到前人所谓“去凡忘情,任朴不失”的境界,这时的书写,已无需刻意做作,心到笔到,随性而出,法理却又无处不在,以自然自在的精神状态自由地驾驭法度,不求其在而又自在其中,亦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说高先生早年行书以严法其师而见称于当时,那么观高先生晚年行书,则实现了胡小石基础上的升华,为胡小石书法注入了更强的生命力,逃离了“学我者死”的艺术厄运,这种升华光大了胡书,使其具备了生长性未来。但这种升华并非是当今社会高调标榜、苦苦追求的创新结果,而是通会之际的自然功成,所以虽其纵长取势、篆籀意蕴,使乃师之风疏而复呈,但高先生笔下却全然消解了胡小石行书笔画中那些生硬强直的成分,用笔中实淳厚而又不寡于风采,“自是雄姿,翰墨具在”。高先生晚年行书,已然一种圆通融合、无碍于心的境界,他不是刻意摆脱早年的胡小石面貌,独创新体,而是他一世饱学经史诗文典籍的治学修身,一生荣辱哀乐的风雨坎坷的丰富阅历,和至深至醇的真挚情情,以及对书法精神的深刻透彻的正确领悟,这一切凝练于高文先生一身的字内字外之功,养就了他独有的高迈逸致和宽和胸怀。字为心画,他的行书也得以消泯胡小石行书中过于显露的倔强性格,呈现出意气庄严,气息通脱,慢正由德,方圆自我,无意于佳的自然状态,好一派洒脱冲和的宏大气象!而这一自家面貌的确立,既处处可循师法之所自,又具羚羊挂角之妙,迹无可寻。

 

 

       在高文先生的字外之功中,他的诗学才华最为突出,早在民国时期已见重于天下,他的自作诗书法更是书与文互为惜重,是真正的高文逸笔的双壁之作,其才情之高妙令人叹服。如《游相国寺忆易安夫人故事》诗云:“绝代词人初嫁时,建中靖国住京师。相将笑语质衣去,资圣门前市古碑。”诗中叙写宋代词人李清照当年居住京师汴京时,与夫婿赵明诚潜心金石之学,常常到大相国寺质衣购置碑刻的故事,“相将笑语”传神写照,真切地表现出李清照资性高雅的风貌。又如题赠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诗云:“坡公赤壁玉堂句,选注精明孰与双?欲致良知窥孟子,心香一炷奉姚江。”诗的开头两句称赞王水照先生对于苏轼研究的贡献,后两句肯定王阳明学说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既是赞扬水照先生儒学研究的精深,也是肯定水照先生在当今学界中的学问人品。书法全以篆籀用笔,笔力老道雄深,所谓折叉股、屋漏痕、印印泥...... 悉在此矣。高先生一生高风亮节,待人宽厚,淡漠功名,不仰仗书法名世,作品多题赠学界同仁,从未凭此援渉孔方,故其书格调高标,尤为可贵。

 

      高文先生作为我心目中的通学大家,恰恰在于他完全不同于当今所谓 “专家”、“学者”,还有伴随着他学术研究的卓著功勋的熠熠生辉的艺文创作天赋和过人才华。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高文先生就是蜚声海内的诗人,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沦陷后,金陵大学迁往成都,面对着山河破碎的景况,高文先生与一起流落到四川的朋友沈祖棻、程千帆、吴白 等人,通过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一方面表现日寇侵略下大后方民众的艰辛与痛苦,另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战,其慷慨悲壮者有之,婉而多讽者亦有之,其关爱百姓痛苦、感念国家兴亡,与杜甫“诗史”的精神一脉相承,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与道德情操。

      1942年农历九月九日,高文先生在成都与友人庞石帚、沈祖棻、程千帆、刘君惠、白敦仁、陈孝章、萧印唐等相聚,限调填词,八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一时间“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谱写出一段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当时庞石帚先生才思敏捷,早著先鞭。诸人唱和,感伤国事。高文先生《霜花腴•壬午九日》词云:

      共怜九日,送醉余,登临且胜闲眠。萍末风来,曲池波乱,愁听碎玉潺湲。雨莎露兰,系旧情、故国霜前。想台城、净压明湖,柳衰荷尽白鸥闲。
余自旅怀多感,况黄花对酒,酒照花钿。零雨关秋,清砧催晚,轻阴惯做轻寒。有人倚栏,鬓影疏、凄梦如烟。但红迷、泪眼千烽,暮笳山外山。

      高文先生之作,显见有白石道人清空之气。 更为可贵的是,高文先生等人,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将自己的客愁别恨,与现实中的家国兴亡交织在一起,其喟叹的是“千烽”、“暮笳”,其思念的是和平安定的“故国”。

      高文先生不仅才思横溢,还是一位忠厚笃诚的长者和极重师友同学之情的诗人,其存世作品中,有许多师友唱和之作。高文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多有唱和之篇。他们是金陵大学国学特别研究班的同学,同为胡小石先生门人。高文先生家住南京七里洲,筑有深柳读书堂,与同门沈祖棻、徐复、肖印唐、章荑荪、游寿等时常在一起论艺衡文,诗酒唱和。沈祖棻先生《涉江词》和《涉江诗稿》中多有与高文先生唱和之作。1973年年终至1974年九月,年老多病的沈祖棻先生,写下42首怀念友人的诗作。沈祖棻先生寄赠高文先生的诗曰:

      早筑诗城号受降,长怀深柳读书堂。夷门老做抛家客,七里洲头草树荒。

      高文先生收到沈祖棻先生诗作,再也无法抑止自己被长期压抑的情感,他一气呵成八首绝句,寄赠沈祖棻先生,沈先生阅后,赋《石斋寄诗见怀,兼约游梁,依韵奉和》8首,程千帆先生激赏高文先生的诗作“风调高妙”。 如第二首诗云:

      (高)风貌依稀似昔年,肌肤冰雪藐姑仙。闲愁万斛防肠断,为诵南华第一篇。

      高诗第二首抒写自己阅读沈祖棻先生《岁暮怀人并序》42首的感受,沈祖棻先生所怀念诸友,均为当时学界名流,“文革”中多有蒙冤,甚至死于非命,因而其《岁暮怀人》42首交织着哀怨与惺惺相惜之情,细细读来,如泣如诉。高文先生因而从怀旧写起,借《庄子•逍遥游》中的文字称赞沈祖棻先生冰雪聪明,遗世独立。三、四句笔锋一转,劝慰沈祖棻先生以《庄子•逍遥游》来化解心中的“闲愁万斛”,换言之,也是无有可以消愁处,只好以不了了之。如高诗第五首云:

      (高)我所思兮隔远岑,丹崖翠壁入云深。梦中纵识东湖路,烟树冥迷何处寻?

      由关怀而抒写相思之情,委婉蕴藉,实不减唐人高处。全首虚实相间,前两句实写,却又实中有虚,并非眼前实景,“丹崖翠壁入云深”,既是道路之长,也是诗人的相思之长。后两句虚写,但又虚中有实,虽说写梦中相寻,“烟树冥迷”却是武昌东湖自然风光。诗中情境交融,韵味深长。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走上正途,高文先生又重新得到人们的敬重,前来求诗求字问学者,络绎不绝。高文先生因此也有些应景之作,《敬题朱仙镇岳庙》诗云:

      不饮黄龙誓不回,旌旗千里拂云开。至今遗像威灵在,想见亲挥铁骑来。

      尽管是应景诗,但立意高远,辞语工整,显见其功力的深厚,特别是其书法已至炉火纯青的高妙境地,与祀庙肃穆古雅的建筑互相映衬,亦显得高古不凡。

 

       实际上,高文先生毕生致力处在于学术,所以,他首先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高文先生就致力于汉碑的研究。高文先生精擅考据之学,是融经学、史学、文学、书法于一身的通才,可谓是博而精专。他选择汉代碑刻来研究,对于今文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和书法都具有重大意义。高文先生《汉碑集释》集中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通学大家的风范,这本著作问世没有过目下常用的包装促销宣传策划,但自问世以来,他便震撼了所有浏览者,在学人眼中成为一种学术深度与才华高度的标志,令人倍加景仰。《汉碑集释》通过对60通汉代碑刻的著录详释,在史学、小学和经学方面均有重大意义。在史学方面,《汉碑集释》或填补史册失载之实、或纠正史籍所载之误,所正诸种谬误包括两《汉书》中的人名、时间、地点、官职等,并通过礼器、乙瑛、史晨的行文格式分析得出历代公文定例形成于汉的确凿定论。在小学方面,汉代刻石作为汉人真迹,其古音古意,假借通转,为历代小学大家所重视,究考文字音韵者无不以此为重要参证。宋有洪适《隶释》《隶续》,清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民国时期有王念孙《汉隶拾遗》,均凭深研汉碑而多所创获,《汉碑集释》或正今本《说文》篆文之误,或改传用沿袭已久之讹,或考因形近而互讹的文字讹变现象,或求本字本义及假借。另外,汉碑铭文为韵文,保留了汉代古韵,为音韵学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在经学方面,《汉碑集释》通过对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三通汉碑资料的分析,发现了今古文经学家的各自别神之语,还探讨出孔彪碑中的“述而不作,彭祖赋诗”保存的今文家遗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汉碑集释》所蕴涵的学术价值将更多地被发现。《汉碑集释》问世二十五载,学人受益之深之广自不待言。一部《汉碑集释》,集中体现了他在史籍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等诸多领域治学的高深造诣。

       高文先生不仅有诗才,而且在唐诗研究方面亦有卓越贡献。1997年,高文先生在河南大学主持《全唐诗》的重编工作,历经二十年,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准备和研究工作。他主编的《全唐诗诗句索引》(稿本),800余万字,使《全唐诗》重编中极为重要的重出误收问题可尽快得到解决,《全唐诗》的重编工作也因此迈出重要的一步。在主持《全唐诗》重编工作的过程中,高先生主编了《唐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全唐诗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两部书,充分体现了高文先生精于考据的特长,被誉为自《全唐诗》成书以来的近三百年间最具规模和识见的大型唐诗选本,为近年唐诗研究方面不可多遇的重要收获。

 

高文先生在河南大学唐史研究室(左2 高文先生)

      对当代书坛而言,我们今天面对高先生书法的意义,应该不仅仅在于唤起我们心中的景仰之情,因为这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恐怕还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重要问题:高先生书何以至此境界?浅思之应来自三方面的合力:一是人品,二是学识,三是才华。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下许多人牢牢记住“游于艺”,游者,戏也。顾名思义对于艺事玩玩而已,不必太认真之谓也。然而,此非为正解。君不见,孔子将“游于艺”放在最后,这就是说,在“游于艺”之前要先有道、德、仁的修养,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为艺之前先为人。就“艺”本身而言,它又需要两方面的支撑:一是大量的学术虔修。二是才情和天赋,前者是一个自造深海的工作,学养积累的程度,决定了此海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足够的深度和广度,才能真正“游”得起来,才有可能“游”出一种姿态来。这个造海的路径漫长而幽深,而且根本无捷径又无止境,所以,它需要老老实实耐心前行,唯赖于此,方能潜得深、游得远;而后者,即才情和天赋,却是一种无人能助的条件。傅抱石曾在他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讲到:“有这样一个人,他的人品学问,都有相当的修养和造诣,在画面上总觉得笔不逮意;或另一个人,三笔两笔,就能出精神。是什么道理呢?啊!他没有天才!”纵论高先生人品、学识、才华,识者无不言敬言佩,谓之独步当代实不为过。

      “宏逸生于天机,众妙总而独运”。高文先生的书法艺术,不是他急功近利、一朝一夕得手的结果,而是他一生为人为学的一种折射,陆游《示子遹》诗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缺少文化底蕴的书家,不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家,书法的创造精神,虽说蕴涵在书法之中,却又不是靠从书法中领悟出来的,更不是仅有书法技巧可以表现的。书法的境界,就是人的境界的展现。人品、学问、才情、技法,缺一不可。

      孙过庭《书谱》早有预言:“凭附增价,身谢道衰”,这句话意味深长。 愿高文先生的修为能给我们每一位欲求书艺之进步者带来深刻的省思。(文/孙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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