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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红釉瓷器的审美价值

发布时间: 2014年08月04日 18:1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中国文化报 |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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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郎窑红釉梅瓶,高22.5厘米,口径3厘米,足径8.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康熙郎窑红釉梅瓶,高22.5厘米,口径3厘米,足径8.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所谓红釉瓷器,是指以铜、铁、金等作为主要呈色剂,使其釉色呈现出不同红色调的彩釉瓷器。在宋代之前,以铜做呈色剂烧造的器物却是绿色,这说明同一原料在不同的烧造气氛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这种铜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则呈红色。北宋晚期,河南禹县成功地烧制出了紫红釉器物,这就是著名的钧窑瓷器,这种钧红釉即为早期红釉的代表。

文献记载表明,明代永宣时期红釉的品质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更是被后世人供为至宝。然而,这种鲜红釉瓷器的生产技艺却在宣德以后失传,正如《大明会典》所述:“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矾红。” 矾红又叫“铁红”,属于低温釉上彩料,较铜红而言,矾红在烧造过程中发色稳定,几乎不受气氛影响,成品率较高。但作为釉上彩料的一种,矾红彩无论是光泽度还是釉质上跟高温铜红釉相比都望尘莫及,并且其釉彩层薄,较易剥落。但由于之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始终未得到恢复,因此低温矾红彩作为高温红釉的替代品,一直发展、使用着。直至清康熙时期,这种失传已久的烧造技术终于在景德镇御窑厂得以恢复,康熙朝亦成为红釉发展史中的集大成时代。

清代的制瓷技术在前代卓越成就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单色釉生产方面,康熙官窑红釉瓷器的出现,改写了明代铜红釉失传已久的局面。清代初期,政府沿用了明代景德镇御器场的烧造制度,于顺治十一年改御器厂为御窑厂,由工部或内务府派人监理。康熙十九年,由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督造御器烧造,次年又差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等来景德镇督办,世称“臧窑”。康熙四十四年江西巡抚郎廷极来厂督造,出品不凡,世称“郎窑”。明代以前,红釉器品种相对单一,统称“鲜红”釉瓷,明代永宣红釉由于主要用作祭器,仅供皇家专用,民间禁烧,因此名曰“祭红”。清代红釉瓷器较明代更为平民化,这也是红釉瓷器在清代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康熙红釉器的藏品数量和品种可以看出,当时制瓷工艺的发展和探索红釉烧制工艺的道路正趋于成熟。康熙时期的祭红釉具有与明代红釉相同的特征:发色深沉,釉不流不裂,表面呈橘皮棕眼等。足可见清代御窑厂仿明代红釉器的水平之高。

康熙朝所烧的铜红釉,除郎窑红、豇豆红外,尚有祭红釉,为仿明代永宣时代的红釉器。祭红釉有别于郎窑红的浓艳透亮,也与豇豆红的淡雅柔润不同,其釉色深沉失透,釉质均匀。

康熙郎窑红得名于当时的督陶官郎廷极,也是仿明代鲜红釉的成功之作。由于釉料配制和烧成温度稍有不同,所以色调比宣德红釉浓艳,釉的流动性增大,光泽感强,釉面有细碎裂纹。釉在高温下会向下流淌,所以口部露胎,呈现出淡青、粉红或米白色的“灯草边”,集聚在底部边缘的积釉呈色较深,接近黑红色。器物底足有白色、炒米黄色的称“米汤底”,浅绿色的称“苹果底”。

豇豆红是康熙时期的又一名贵品种,代表康熙红釉的最高水平,此品种釉面匀净,不流不裂,色调淡雅,酷似豇豆的红色,又带有绿色苔点,釉质莹润无比,烧成条件极难掌握,铜在高温下需呈现两种状态,红和绿都出现在同一器物上,工序繁琐,属铜红釉中最难烧制的品种,故传世实物不多,以文房小件为主,全为官窑烧造,底都有“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楷书款。豇豆红釉器有多种名称,如“娃娃面”“桃花片”“美人醉”“美人霁”等。

珊瑚红釉始于康熙,属低温铁红釉类,釉色均匀,红中闪黄。胭脂红釉为康熙年间由西方传入我国,雍正、乾隆时尤为盛行,均属官窑制品,又称洋红,属于低温粉红釉。胭脂红釉以黄金为着色剂,根据颜色浓淡分为胭脂红、胭脂水、粉红。

清代前期单色釉工艺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景德镇御窑厂的官窑器上,名目繁多,品种多变。祭红是明、清红釉器的发展主线,影响深远,从文献记载中可知,祭红、霁红、鸡红、积红、宝石红都为同一品种,釉面特点是发色深沉匀净,不流不裂,口沿和底足有整齐的白色边线,祭祀专用。郎窑红釉面与祭红和豇豆红不同,釉面有开片,有垂流现象,口沿露胎,器形均为康熙标准式样。与祭红和郎窑红相比,豇豆红釉面细腻柔和,有通体一色的红釉,但不如祭红深沉;也有略带桃红斑点或深浅不一的绿斑,均为官窑制品。豇豆红烧成难度最大,多为文房案头用具或摆设。这说明清代红釉器的功用不仅限于祭祀,也为了陈设和赏玩。

康熙红釉器的发明是红釉器推陈出新的开始,从宋代到明初红釉烧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再到永宣时期红釉的黄金时代,标准的鲜红釉已烧制成功。之后虽失传了二百多年,但康熙年间攻克难关得以恢复,使得施釉工艺日趋完美,品种更加丰富。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康熙红釉瓷器不是单纯地模仿永宣红釉,而是寻求创新,在创新中重新诠释了艺术精品,为世人展现了中国瓷器的独特魅力。(作者秦多可 中国国家博物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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