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五大谜团：画中是春天还是秋天？

       《清明上河图》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宋朝张择端名画。最近，云南大学教授苏升乾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清明上河读宋史》，引起人们对《清明上河图》的再度好奇和对张择端生存时代的关注。

　　   哪幅《清明上河图》才是张择端的原作？

　　   本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石渠宝笈三编本”为张择端原作。但近年来在对画作的宣传中，因为“石渠宝笈三编本”年代久远且几经战乱，阳光、湿度、霉菌的侵害，使绢本设色的原作色彩退去，底本深暗，识读起来颇费眼力。于是常常以年代较近、色彩艳丽的“清院本”来代替，由此造成新的混乱。我们在网络中查询时不难发现，有些文章注明张择端作画，内容也是与原作相吻合，但偏偏附图却是差之千里的“清院本”。再加上旧货市场上杂乱不堪的各种伪作，也让一些年轻人搞不懂《清明上河图》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好就有伪造仿制，如今称之为“山寨”。《清明上河图》在金代就已经“争相收藏”，所以历代“山寨版”的“上河图”不在少数。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就是画卷后面杨准的跋文中提到的装裱师傅以仿本偷梁换柱。因为元代统治者的书画鉴赏能力弱于宋、金，这幅画只是放在秘书监内。后来一位装裱师傅用临摹本替换出真迹，将《清明上河图》盗出宫外。又经两人转手，落入客居北京的江西人杨准手中。杨准得画后借故还乡，重新装裱此画，并且在画后续写跋文，记载了得画的经过。由此，元代宫廷里的那位装裱师傅，至少是早期山寨版的作者之一。到了明代，《清明上河图》有近两百年的时间在民间收藏，人们对这幅名作有所耳闻又难得一见，所以揣测模仿的就更多了起来。

　　   在雍正年间，和硕宝亲王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曾经得到过与《清明上河图》原作接近的仿品。弘历虽然写诗的水平不高，但在文物鉴赏方面造诣颇深。他觉得那幅画虽然很大气，但前后衔接并不太顺畅，而且细部动态上也有些美中不足。于是决定再造一幅更完美的《清明上河图》。他组织了五位画家，对画作进行了临摹创新。新的《清明上河图》画面清晰，色彩艳丽，画面结构和其中某些人物的姿态与原作相近，推测画家们事先是见过与原作相近的摹本的。这幅画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称为“清院本”。

　　   清院本的篇幅比真本长出了将近一半，人物也更多，街道也更复杂。而且由于绘制时间离现在比较近，所以色彩也比较艳丽，看着很舒服。可是，就在新的《清明上河图》绘制完成几十年后，嘉庆皇帝通过抄家获得了张择端珍本的《清明上河图》，嘉庆请来太上皇乾隆，爷儿俩一看就明白了，这才是真货。不过碍于面子，两人谁也不再提折腾临摹本《清明上河图》的事，好在他们正在给宫廷保存历代书画编辑目录，取名《石渠宝笈》，于是就在张择端真迹画卷的开头盖上“石渠宝笈”和“宝笈三编”两个印章，算是给了真迹一个正式的名分。所以今天故宫博物院藏本的《清明上河图》又称为“石渠宝笈三编本”。

　　   至于其他的仿品，那就数不胜数了。初步统计，现在国外馆藏的《清明上河图》在美国有5本，法国4本，英国1本、俄罗斯1本、捷克1本、日本1本、中国台北多达9本。其中有元代摹本，也有明清摹本。

　　   现在国内影响最大的，一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渠宝笈三编本”，被专家们认定为张择端原作；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元年摹绘的“清院本”；还有现存辽宁省博物馆的明代仇英的仿本。由于版本纷杂，造成分析画作的内容时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说画上有多少人，有说七八百的，也有说一千二三的，差着将近一倍。说七八百的是指“石渠宝笈三编本”，说一千多的是“清院本”。为什么大家会把不同的本子混起来呢？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清院本和仇英的仿本好看。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本”是画在由双股丝织成的缣绢上，开始是有颜色的。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缣绢的淡褐色逐渐加深，画面残破，线条与底色之间也不是那么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