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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年01月06日 14:56 | 进入美术论坛 |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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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江参《林峦积翠图卷》 |
许多美术史教材、相关著作,采用的都是这套说法。然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教授谢柏轲提出,将风格的不同或变化描述为一场变革或更替,在宋元两代风格之间竖立一道分水岭,是不妥当的,这其中其实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层次,职业与业余之间也并不那样对立、泾渭分明:“这样的划分模式——首先由董其昌提出,离苏轼五百年后,距我们四百年前,直至方闻、高居翰、卜寿珊以及其他艺术史家所做的历史和艺术上的细微修正——错误明显,留下的是对历史及其进程太过简单的认识。在宋元时并无人论及绘画风格的巨大转变;元代也并未孕育出“新的”绘画形式;固然有一些在宋代相对较新的画风至元代后开始广泛流行,但许多老的、传统的绘画风格也仍受欢迎。”当时没有人提到这样一场变革,“文人画”这个词只能上溯到董其昌,而董其昌笔下的“文人画”远早过 11 世纪苏轼所处的时代,一路向前回溯至盛唐:“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董其昌引用苏轼的话 (“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时,扭曲了苏轼的原意——其实苏轼是在赞美边鸾画的麻雀与赵昌画的花卉,而它们都是摹真画。从宋代至元代,文人各有偏好,甚至大多数士大夫、评论家并不喜欢我们今日所说的“文人画”。北宋画家韩拙、南宋隐逸诗人刘学箕,都对“当时的文人画家”有批评之语,大意就是说:画什么都能画,画什么都不像,随便画画,哪有不学就会的道理呢?董其昌所推崇的元人赵孟頫也曾指导其子赵雍学习界画,所说大意是:画别的什么画也许可以杜撰瞒人,界画却没有不用工合法度的。得知道高下、低昂、方圆、曲直、远近、凹凸、巧拙、纤粗,在心里想清楚那些构造,要它们符合法度准绳,这是最难的。这与后世看低界画的态度完全不同。谢柏轲说:“‘文人画风’早在元代之前之前便已形成。宋代文人拥有足够的自伤的情绪,无须蒙古人的入侵来刺激。”在这次展览中,北宋江参的《林峦积翠图卷》中就能看到元代山水的风格。“宋代画风”在入元后也极为兴盛,例如展览中赵衷的《墨花图卷》虽然是水墨花卉,不涂颜色,仍然是忠于观察、非常细腻的写生作品。